李成鹏年谱中的“乾隆泰山”
周 郢
清代泰安学者李成鹏，除去所撰《泰山道里记》序言为人所熟知，其他关于其文献甚少，仅《泰安县志》中有一小传简述其生平：
李成鹏，字图南。母韩氏，详《贤淑传》。成鹏性笃孝，既孤，事母能先意承志。家初贫甚，母氏刻苦勗成鹏学。因励志读书，中乾隆丁卯（1747）乡榜，以承母欢。为文渊雅有法，邑长程志隆辑邑乘，延成鹏纂成之。盖自康熙时编集以来，几九十年矣，蒐罗放佚，俾后人有所征据，则成鹏诸君子之功不可没也。成鹏幼聪颖，日诵数千言，常以诗古文词见许于赵相国仁圃。青岩山长刘川南勉之著书，川南名其旋，安邱名进士也。成鹏屡困公车，未仕而卒。著有《雪心堂制义》《名山诗草》《古文匠心》《自序年谱》诸集。
传中所述李成鹏著作，今多已散佚，惟延东（今岱岳区良庄镇大延东村）李氏后裔家中，珍存所著《自序年谱》手稿（以下简称《年谱》）。该谱为册页，并裱有李氏画像四帧。从未刊行，也未见人引录。这篇《年谱》，以夫子自道之笔，详记其自出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之六十六年中经历与见闻（前数页多有残毁），较多涉及当时政事、灾异、科举及文化活动。乾隆朝是泰山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皇帝銮舆频幸，带动社会上对泰山的关注，文化艺术活动繁盛。但现存记录，几乎都出于官方（帝王官吏）层面，下层与民间层面的记述极少。而李成鹏其以未仕儒生身份，长年生活于岱下乡村，《年谱》以私家角度展示了一个多层面的“乾隆泰山”，是研究地方历史的珍秘史料。
一、心忧盛世
在官文书的书写中，乾隆朝的泰山是一个富饶繁盛升平之山。金碧藻丽，花簇锦拥。乾隆十三年（1748）首次泰山巡幸，更在此广置行宫、御座，又自回马岭以上用木板架设“天桥”(登山栈道)，共计“六百三十一丈有奇”。巧夺天工，极其涂饰。从驾侍臣笔下展现的东巡场面，无一不是“岳灵效祥，峰峦耸立，云树腾秀，泰安父老，歌舞充途”（借康熙《南巡图》题词）。如汪由敦《圣驾东巡颂》“风恬俗熙，耆艾富寿”；郑虎文《戊辰圣驾东巡恭纪》“民无供億吏勿扰，省耕夏谚歌齐尾。金钱玉粒野老庆，桑麻鸡犬春台春”。展现的都是一派升平景象。
而在乡乘稗史中却是另一番场景，当乾隆幸岱之时，泰安正遭受一场重大灾情：春大饥，人相食；入夏疾疫流行，死亡无数。此灾异真相，在《年谱》中有直笔记录：“皇上东巡，膏泽叠，而闾左之卖儿鬻妇、饥饿疠疫而死者，盖不啻十之三四矣！岂气数使然，而人事果无可为力与？”
灾情之重，都到了鬻儿卖女、死者枕藉的程度。延至次年灾仍未减，以至于“正月各村无灯”。凄惨之况，难以辞达。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吏仍铺张迎驾，残民以取宠。更甚者这种腼颜媚上行径，此后竞相攀比，愈演愈烈。如李成鹏论乾隆十五年（1750）知县周藩称:“皇上南巡道泰，县令周(藩)拮据办差，众口不恤。”显然颇有微词。相比之下只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办差时知县史锦能爱惜民力，李成鹏谓“圣驾南巡过岱，县尊史公(锦)办差有方，倥偬暇裕，事治而民不扰”。成为官场中的一个特例。
在《年谱》中泰安灾异频出。如乾隆八年（1743）春夏大旱，至七月始雨；乾隆九年（1744）彗星见，蝗蝻出；乾隆十年（1745）“正月，泰安火，自南门内，夜间大起，延烧至南关火神庙外，百家有馀，室庐物畜，一望荡然”；乾隆十一年（1746）六月，“北门外白衣庵，夜半雷震，雨甚……。晡后闻柴汶大水，决北送(今北宋村)口”；乾隆十六年（1751）“八月，东省大水，河决武陟，由大清河入海，漂没者数十州县，南省尤甚”；十七年（1752）“六月，北堤口復决，县令冯公(光宿)督役修筑，半月告竣”。乾隆十八年（1753）“大水口发莱芜，涌山浸陵，渰(淹)死人无算。青石关下一带，村落无遗者”；乾隆二十四年（1759）秋，蝗蝻遍野，伤禾稼；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大雨，汶河溢；乾隆三十年（1765）春夏旱，六月淫雨二十余日，村舍落屋坍塌过半。自然灾害的频发，加剧了乡村贫困与饥馑，名山光华之下隐藏着动荡与不安。
当乾隆末英国访华使团进入中国时，曾触目惊心于民众贫困：“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读了李成鹏的记录，使今天对那个“饥饿的盛世”有了更加真切的体验。明末萧协中《泰山小史》中对万历大祲之日“脧民筑金楼”激烈抨击，而清代却少有人讥刺迎銮钜工。李成鹏敢在《年谱》中揭露一二，表达了对盛世的忧患之情，实属难能可贵。
二、目击文狱
乾隆朝为维护统治，发动了一场场残酷的文字狱案，李成鹏目击耳闻，并在《年谱》上多有反映。
在乾隆十六年（1751）下，李成鹏记录：“是岁春，长清布衣房鋐猖狂上书，伏诛。”房鋐长清县人，“赋性刚毅，不畏强御。时县令马泽贪污苛暴，无人理会。高宗南巡，宏作《儒言》一篇，历述马令之贪酷，及东抚准泰、学政德保之狥纵袒庇，洋洋数千言”。乾隆皇帝是年南巡过岱时，房鋐拦截鸾舆，呈书上告。其诉马泽罪行共有八款：强买草豆，强号民树，强买民间骡马，无端将马清远等两家妇女锁禁，因借车细故迫害生员王金，起运漕米多用民车，强派商人出钱，讳报旱灾而刑夹报灾民人，皆系地方官员借办理南巡差务而勒索民间。乾隆帝命将房鋐交地方严加治罪，五月，山东巡抚准泰以鋐“冲突仪仗，狂悖不法”，拟“斩立决”。乾隆帝以“房鋐一犯，平日居乡，狂悖多事，又复造言诽谤，逆迹昭著，深为地方人心风俗之害。较之首恶胁众者，情罪尤重！”认同准泰之擅杀，置之于死而后快。
房鋐以一介布衣，为肃贪吏，愤起上书，最后却被残害，“士论冤之，其《儒言》一篇，一时传诵”。其后数年，泰安便有文士王尽性镌刻歌词，其中一项便是“为匪犯房鋐称屈”，可见是非在于人心。而李成鹏将此时事特笔记入年谱，属辞更是反语见意，暗含悲悯，可见此事对其触动之深。
同时被记入年谱的还有“伪稿”案。乾隆十六年（1751）一份“奏稿”在民间发现广为传抄，托名大臣孙嘉淦所作，攻击当今上犯有“五不解、十大过”，斥责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且滥杀官员，荒淫无道。乾隆闻奏震怒，一场长达年余的追查风暴席卷全国。时山东巡抚鄂容安访得泰安县生员陈诰存有伪稿，继又查获传抄者王淑陶，均遭缉拿判刑。李成鹏记称“十一月，伪稿之狱大兴，县令周(藩)被参”。可知此案引发泰安官场剧烈震荡，导致知县也被罢职问罪。
在《年谱》中，还隐约提亲家夏氏之祸。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初七日，夏亲家林庵父子同日遇祸，谈之可竖毛发，有《哭林庵父子哀辞》一章”。其案内情不详，或与文字相关。
除了文祸，乾隆社会也充斥着种种动荡不安。如《年谱》中所述割辫一案，乾隆三十三年（1768）“春，雨泽甚艰，有讹传割辫之异，到处沸沸，村宇不宁。至五月下旬，甘泽溥降，妖言顿消”。在清代档案中有此案详细记录：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奏称：直隶东光人韩沛显受僧人法孔蛊惑，在莱芜县割人发辫两根，至泰安交于法孔。又长清人李绍舜在长清郭家庄、长清人张玉在泰安大汶口、肥城人胡瘸在本县石屋庄（今石坞）偷割他人发辫，均被拿获。此案便是孔令飞《叫魂》中所描述的怪异事件，当年在泰山也广生波澜。
发生在泰安的这些大案要案，在当时编纂的府、县志中(包括李自己参撰的县志)都讳莫如深，显然是方志编纂中有意回避不利统治者之信息，如泰安知县黄钤修《泰安县志》，称凡“有碍摘禁”皆“奉檄查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官修史志远不如私家文书更为客观可信。
三、首纂县志
虽然萦绕文狱阴影，但乾嘉时代泰山研究仍成果频出，出现了《泰山道里记》《泰山志》《岱览》等代表性著述，其中《泰山道里记》尤为人所称道。李成鹏便与此书大有渊源。
据《年谱》乾隆十五年（1750），“十月十五日，与诸君定交，范百里、徐乐育、李夏庵、张照远、萧翰宾、江庶斋、耿应麟、柴淑尼、聂剑光。”内中聂剑光，便是《泰山道里记》作者聂鈫。李成鹏与聂鈫交谊深厚，乾隆三十五年（1770）应邀《泰山道里记》撰序，文中介绍了聂氏生平与志业：“余友聂君剑光，读书好古，癖嗜山水，家徒壁立，环座图书萧然。暇日竹杖芒屩，穷山水幽阻处，采古今金石文，归辑《泰山道里记》一帙，脱稿后示余。余翻阅校雠，窃叹剑光洵泰山之文献也。”且对其书的特色与价值作了精当评述：“今剑光是编，考稽精审，文简意赅。于岳之支麓诸峰，脉络连属，历历如数掌上纹。即附岳高里、徂徕、琨瑞、灵岩诸奥区名迹，皆不惮拂苔披蚀，而直抉其原委。”
序言剑光对泰山胜迹“不惮拂苔披蚀”，此点李成鹏实与同好。在《年谱》中，便有谱主访古寻碑记录：乾隆三十五年（1770）“过石先生林，即拜其墓。读其自为《石氏墓表》，石广三尺，长五尺有奇，凡三十馀行，为士建中希道书，孔彦辅篆额。字指头深，钱厚大，虽有剥蚀，然可读者尚十之八九，集中未载此文，亦希代奇珍也。又观其所立先世墓碣，皆二尺馀，字双行，深可半指，然半为土瘗，且有崩毁不全者.然自庆历至今，几千年，而故迹历落可识，亦足以发怀古之思”。 成鹏且以古文知名，当时寺庙碑记多延其撰写，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所撰《云云山肇建观音殿碑》，考山之沿革云：“《管子》称古帝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自无怀氏以下禅云云者有其九。服虔云：山在梁父东。相传即古柴东偏小山也。山之下有羽林坡、甘露滩，皆古上帝驻跸之所。览风土者，每望古兴怀，低徊留之不能去。”又泰安知县冯光宿重立宋《朝觐坛颂》，也由成鹏撰跋刊之碑阴。
正因为成鹏对泰山文化深有探研，首部《泰安县志》便延其主纂。在《年谱》中多次记录纂志活动：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五月，县程明府（志隆）招修县志，同事江有声（永誉）、萧翰宾（儒林）、柴淑尼(衍洞)、聂剑光”。二十五年“时县志未竣，程明府敦召予董其事。□□□促之，不得已往应其命。年底，是志告成”。知此志最终系由李成鹏裁定底成。全书凡卷十四，正编卷一为国朝盛典、御制诗文、历代巡望；卷二至十四为方域、山水、建置、田赋、学校、典礼、风土、古迹、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稽十三门，内辖六十五目。本志援据详博，泰山记述尤多新意，如卷首有《岱庙图》《泰山图》《八景图》，其中八景图为新增；卷三《山水志》，备列泰山峰峦泉溪之名；卷六《学校志》详记青岩书院；卷八《风土志》“时令”下记泰山行宫酬香愿、泰山香火，“市廛”记遥参亭、北门外等市肆，可见泰山香会之繁盛。卷九《古迹志》（附冢墓、金石刻、寺观）首次将岱刻系统编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论此书云：“是志纲目分明，记注详明，精刻细雕，印制精美，实为清代山东方志之佳乘。其中，卷首详载历代帝王泰山巡望之典礼，可备本地故实。他如记本地风俗物产、里社市廛、寺院形胜、金石碑刻，皆详明具体，尤备考见。艺文收载颇丰，上溯周秦，下止明清，各类诗文，独居约半，内不乏有关本地民生利病之作，对考见本地的社会历史状况多具价值。”总之其志义例之善，著录之备，资料之丰，不仅远胜此前的《泰安州志》，也较同时修纂的《泰安府志》更胜一筹。这使李成鹏在泰安文化史上留下浓重一笔。《自注年谱》上所裱成鹏画像其一帧题“志馆”，即摹成鹏纂志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