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状元吕柟（号泾野）所撰《唐氏种松记》（收录于《四库全书》）明确记载：“县尉……置守佃数十家”。这一记载揭示，唐震墓旁曾设数十户人家世代守墓，绝非私人财力可承担的私务，而是南宋朝廷敕令、官方旌忠褒义的官方举措。唐震墓碑核心镌刻“景炎元年（1276年）宋端宗谕葬”，与宋末抗元殉国、朝廷旌恤的历史背景高度吻合。从殉国之地将灵柩辗转运回海南，受战乱、交通等因素影响，耗时约一年完全符合史实，碑刻时间与历史背景严丝合缝。
1924年修纂的攀丹《唐氏大宗谱》记载唐震墓“无碑但镌特奏公坟”，且《四库全书》收录的《唐氏种松记》亦未提及“端宗谕葬”，这一细节表明，“谕葬”史实在明代已不为人所知。该“端宗谕葬”墓碑于20世纪90年代因施工意外出土，印证了唐氏先祖为避元兵追杀，刻意将谕葬墓碑深埋地下，隐匿“受端宗谕葬”的核心史实长达七百余年。
需说明的是，《唐氏种松记》中未提及端宗谕葬之事，并非否定其真实性，而是说明吕柟与唐胄当时并未发现这块谕葬碑，这也意味着，至明朝时，唐震受端宗谕葬的史实已被其后裔遗忘；1924年攀丹《唐氏大宗谱》中，记载唐震墓“无碑但镌特奏公坟”，可见民国时期，地表并未发现刻有“端宗谕葬”字样的墓碑；海南日报记者陈耿在《“唐特奏墓” 背后的故事》一文中，对唐震后裔世代相传 “墓碑不宜过高” 的训诫质疑：“记者更愿意相信墓碑和墓穴不高，是为了不显山露水，以免遭到别人，特别是元兵的破坏。” 如今看来，这一训诫实则是因为谕葬碑深埋地下、相关内情不能对外明言，先祖借此告诫后人，不要再为唐震另立新碑。这些进一步印证了该谕葬碑确系上世纪九十年代意外出土，在地下隐埋七百余年后方才重见天日。正因明清两代均未发现此碑，后世诸多文献仅依据《宋史》与唐震家谱进行推论，导致部分记载与史实不符，进而误导了大众对唐震生平及墓葬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