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756（龙山文化）-F3323（泰沂山区岳石文化）公元前1700年爆发

商王朝建立之后，经过成汤、太甲等几代名王和名相伊尹的苦心经营，到商王大戊时出现了“诸侯归之”的稳定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大戊之后的三代商王仲丁、外壬和河亶甲开始了大规模对东方的征伐，这些征战在《古本竹书纪年》 《春秋左传》 和《史记·殷本纪》 等古代文献中都留下了确切记载。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仲丁在位时曾经征伐过蓝夷。蓝夷的地点，据学者们考证在现在的滕州境内。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商王外壬当政之时，平定了姺国和邳国的所谓叛乱。这两个国家，姺在山东曹县至莘县一带，邳在苏北的邳州。《古本竹书纪年》还讲到，商王河亶甲先是继续征伐蓝夷，继而“再征班方”。班方，就是夏代的卞或有卞，在现在的泗水境内，与蓝夷大致在同一区域。

岳石文化遗址

上面提到的几个地点都处于泰沂山区的外围，现在的鲁南和苏北地区。该地原属于岳石文化安丘堌堆类型和尹家城类型的分布区。商人的东征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岗期文化所到之处，岳石文化迅速被取代。考古工作者在菏泽安丘堌堆和泗水尹家城等遗址，发现了岳石文化层被二里岗文化层直接叠压的地层关系，同时，二里岗文化遗址在其他遗址也多有发现，并且出现了像滕州前掌大遗址这样规模的大型遗址。《古本竹书纪年》 和其他早期文献都提到过“仲丁迁隞（或嚣）”和“河亶甲迁相”。隞都所在的位置，有学者认为就是蒙阴县的敖山；而相，也有学者指出就在现在安徽的符离集。

二里岗期商文化对鲁南苏北地区的占领是突发性的，控制也相当成功，因为在此后，当地土著的岳石文化因素消失得较为彻底，取而代之的是外来的商文化。但是，有一点也是清楚的：商文化在鲁南地区自始至终分布在泰沂山区外围，而没有深入到泰沂山区内部。

商人在鲁北地区的征战，没有在古代文献中留下任何明确的记载，但通过考古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商文化东扩的过程。与鲁南地区岳石文化迅速被取代不同，鲁北地区商人的东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约在二里岗文化早期，商文化首先到达济南地区，留下了大辛庄商文化早期遗存。济南地处泰沂山脉的北缘，古代济水（今黄河）和小清河的南岸，历来是扼控鲁北地区陆路和水路交通的要道。东周时期齐国与中原诸国征战，济南地区是各方势力抢占的要害地区，就说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济南一旦失守，向东几乎无任何屏障可以据守，商人以此为大本营，是有其深层考虑的。

鲁北地区以东西狭长的平原地形为主，向东有胶东半岛为依靠。东西如此纵深的地理格局和龙山～岳石土著文化的长期存在，使得在军事上不便于采取突发式的武装占领，而釆取结盟战略。商人对鲁北地区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商人到达山东地区的第一站是济南大辛庄，并且很快形成了以大辛庄为中心的商文化聚落群，长清前坪、济南市旧军门巷和徐家庄等遗址，就是这个聚落群的外围聚落。但在这个区域以东，仍然是岳石文化东夷族的分布区。商人初来乍到，对东夷人采取了分化结盟瓦解的政策，这一点，从大辛庄遗址早期商文化遗存中出土大量具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器物群可以窥见一斑。

该器物群具有典型的岳石文化陶器特点，包括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褐陶系列的甗、鼎、鬲和罐等一般为手制，制作粗糙，器表可见到制作过程中留下的刮磨痕；泥质灰陶系列的器型则有浅盘豆和深腹盆等。此外，还发现有半月形双孔石刀等岳石文化典型石器。这组器物与大辛庄早期商文化陶器共存，而又与商文化大异其趣，被学者们称作“大辛庄第二类文化遗存”。从这组器物的形制来看，它们的年代属于岳石文化四期，是岳石文化最晚期的代表。

作为商代早期岳石文化的孑遗，大辛庄“第二类文化遗存”的存在说明了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尽管商人势力到达了济南地区，但在济南以东甚至济南外围地区，岳石文化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并反过来对商文化施加着影响；另一方面，商人统治者对于当地人民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结盟拢罗政策。这种情况，在鲁南地区商文化殖民过程中是未曾见到的。

商人通过与山东泰沂山区及胶东岳石文化族群结盟，入主中原，实现了翦灭夏王朝、一统天下的伟业。商人在继承夏文化全部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形成了商文化自身的优势。凭借着成熟的国家组织和青铜器、车、文字等文化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商人卷土重来，面对文化上和技术上均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状态的海岱地区岳石文化族群展开进攻，并征服了相当广阔的区域。这是三代文化和政权由多元向一体方向发展的历史必然。正是通过类似的一系列征伐，商王朝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组成了广域的国家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