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793属于O-F17下游分支,发源于长江中游地区。该支系拥有一位距今2600年~2700年左右的共同父系祖先(对应的历史人物可能是楚成王),属于春秋前期中国境内爆发最为强烈的支系。主要分布于南方诸省,在湖南、江西、广东最多。在客家人中占有一定比重,在中国畲族、越南的巴天族(在中国称为“八姓瑶”)和泰国的泰族中也有少量发现。其下游O-Y141213分支,在汉初又进行过一次强烈爆发,目前在华北地区较为集中,且有更下游的支系分布到韩国。
荆楚作为一个部落国家,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它在殷商的南方。《诗·商颂》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经过殷商的持续打击后,荆楚衰弱不堪,据清华简《楚居》的记载,西周初年楚人建了一座宗庙,却没有祭祀的小牛,只能跑到邻近的鄀国去偷,后来祭祖都是在晚上偷偷进行。《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矛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周成王因为楚国弱小,甚至不承认它的诸侯国地位,不准它参加正式会盟。但是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楚成王时代开始强大起来,“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最后统一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甚至还把势力伸展到了北方和云、贵、川南。楚国从商代出现到亡国,至少持续存在了上千年。
根据现在的传世文献,楚王室是芈姓熊氏,这一说法在秦汉以后流传了两千多年。《史记·楚世家》索隐:“芈,羊声也”,也就是羊的“咩咩”叫声。北宋《集韵》中说:“芈姓,诸楚所出。芈,羊声也。”但是1975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楚屈子赤角簠”上的铭文很清楚的表明,楚王室为嬭(读音“乃”)姓,而不是芈姓。湖北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2002年出土的春秋早期“曾侯作季汤嬭鼎”上的铭文也表明楚王室为嬭姓,非芈姓。又民国时期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出土的三件楚王青铜器,即“楚威王酓章戈”、“楚考烈王酓前鼎”、“楚幽王酓忎器”的铭文,楚王室均写作酓(读音“演”)氏,而非熊氏。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楚王酓章镈钟”和“曾侯乙镈钟”上面的铭文,楚王都是写作酓氏。出土东周简帛书里也不写作“熊”,都是写作酓的,新蔡楚简中鬻熊写作“鬻酓”,清华简《楚居》里楚君熊丽、熊狂、熊绎写为“酓丽”、“酓狂”、“酓绎”。
据当代学者考证,最早把楚王写成熊氏,是战国末期秦惠文王诅咒楚怀王酓(熊)槐而作的《诅楚文》。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采纳法家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除秦国官修的史书《秦记》而外,各国史书基本上都被销毁,楚王室之嬭姓酓氏可能也被普遍篡改为芈姓熊氏,姓是羊的叫声,氏是狗熊,和后来人骂楚人沐猴而冠是一回事,极尽贬损之意。汉代以后的史家在修史时,除了《秦记》,能够参考的先秦文献很少,而就误以为楚王室真的是芈姓熊氏。但是中国在秦汉以后,却并没有嬭姓和酓氏存在的记载,这个可能是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禁止了各国文字的流通,命李斯等创制了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原来的楚国文字自然也不能使用,楚王室后裔可能把嬭(读音“乃”)姓改写成了音近的赖字,姓氏谐音相改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也有可能“嬭”在楚地的方言中,当时就是读“赖”这个音,孟子曾经说楚是“南蛮鴃舌之人”,也就是楚人的语音和北方是有很大不同的。现在江西、福建、广东客家人赖姓中有很大一支的父系单倍群就是O2a1b1a1a1a1a1a1b1(O-F793)类型,酓(读音“演”)氏可能也改写成了其它字。现代中国虽然也有芈姓和熊姓,但未必真的和楚王室有什么关系。
这一研究结果,也从侧面佐证了之前分子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指出的:“客家人最早的成分可能是荆蛮族(楚人)……是在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上不断加上中原汉族移民形成的。”2003年复旦大学分子人类学家李辉、金力等人在《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以及2014年李辉和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教授共同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岭南民族源流史》中,从史学与基因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对岭南各族群的源流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李辉、金力等人认为各族M7个体Y-STR单倍型的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客家人中类苗瑶结构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湖北,其一来自广东。客家人之类侗族结构应来自江西土著干越。客家人母系遗传的线粒体RegionV 区段9 bp缺失频率为19.7%,与北方汉族差异颇大,而基本与畲族一致,可能这两个群体之间的通婚曾普遍发生。客家话中含有相当多的苗瑶语词汇,而很少有岭南汉族常见的侗台语词汇。这些词汇都是不常用的基本词,不会是因为汉人借用苗瑶语,很可能是客家人的最早的成分——古代的荆蛮族(楚人)为了与汉人打交道,借用了大多数汉语词汇,而保存那些出现频率不高的词语。原始客家语并不是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带到南方来的,而是当地的原住民荆蛮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形成的混合语。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带有更多的荆蛮话土语,后来受汉语的不断影响,汉语的成分越来越多,就成了真正的汉语方言,只有少部分荆蛮土语还残存在现代的客家话中。因此推测客家人最早的成分可能是荆蛮族,故而在客家人的遗传结构中会有部分来自湖南、湖北的苗瑶成分。客家人的基因遗传结构与其语言特征相印证,提示这一民系可能是在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族移民形成的。
关于荆蛮和楚人的关系,古书言之甚详。春秋时《国语·晋语》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矛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有:“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思肆其罔极。兹不榖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这里所说的荆蛮就是楚国,王子朝奔楚。又唐白居易《晋谥恭世子议》:“周之衰也, 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蛮 ,光启土宇,赫赫楚国 ,由之而兴”。《公羊传·僖公四年》:“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而当时楚人也以蛮夷自居(见《史记·楚世家》)。楚国的华夏化已经是在战国以后了,春秋以前的楚人还被视为南蛮,并以“不服周”著称,楚人后来也参与了华夏族和汉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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